受訪人物

康有德(台大園藝系名譽教授)

訪談時間
2006.12.13.
訪談主題

台大青年軍同學與白色恐怖經歷

工作人員

訪問與工作人員:
張安明(校史館);楊忠記、孟祥深、鄭京哲(歷史系同學)

整理稿:
王麗媛、張安明(校史館)

訪談整理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臺大山地實驗農場的開山祖師【註1】、園藝系的名譽教授康有德老師為校史館作口述歷史訪談,陸續與我們分享求學、從軍及遭遇白色恐怖事件等經歷。

康教授於1925年出生,在河北省遵化縣馬蘭峪鎮的家鄉完成小學、中學學業後,因華北地區動盪不安,離家前往北京考取高中。高二時,親見日本侵略中國,到處燒殺搶奪,看不慣這種種惡行,與家人不告而別。1943年五月遂決定往南行至河南省洛陽西工就讀教育部為淪陷區學生成立的進修班完成高中課程,沒想到要畢業考時,學校因戰亂西遷無法舉行,只能跟著學校的老師們一起流亡逃難,終至寶雞參加陝西省政府教育廳在特別為戰區的流亡學生舉行的高中「會考」,才正式畢業。

1944年冬,在重慶政府蔣委員長的號召下,康教授決定從軍抗日殺敵報國,成為「青年軍」的他,一路從陝西西南調防到雲南,遠赴印度受訓,學開車編入運輸部隊,再打仗經印度、緬甸戰區回國。此後,長達一年的時間,他開著十輪大卡車,在西南公路上來來回回跑遍了重慶、廣西、柳州、長沙及昆明等地,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1946年春,在貴陽退伍。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康教授離開軍隊,一心想重拾書本念大學,於是在1946至1948年間,就讀戰時西北聯大之西北農學院(今國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大二時,內戰爆發,國民黨胡宗南與共產黨彭德懷軍隊在武功西農校園附近打仗,處處槍聲大作、相互廝殺,康教授因此萌生了「轉學」念頭。但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轉學一途歷經波折,首先遇到的就是「路不通」,需要迂迴地先走陝西寶雞翻越秦嶺到四川廣元,抵成都、重慶後,順著長江過三峽到湖北宜昌,再輾轉至上海買船票到基隆,才終於到達臺灣大學參加轉學考試。但是第一次考試時,卻恰巧遇到臺大學生「鬧學潮」,反對學校續招轉學生。當考生正在圖書館閱覽室(今校史館常設展廳)寫考卷作答時,居然有臺大同學衝進來把考卷撕毀。當時的莊長恭校長只好再舉行第二次招考,考試地點換成一號館的階梯教室。康教授通過入學考試,終於進入臺灣大學就讀。

那麼,當時臺大的學生生活又是怎樣的光景呢?康教授說,戰爭剛結束,臺灣的物價飛漲,經濟幾乎瀕臨崩潰,剛光復正值幣值轉換,四萬元的老臺幣只能換成僅僅一元的新臺幣。臺北市繁華的衡陽街商店裡,個個空空如也。康教授因為具青年軍退役身分,所以可分配住進臺大學生的「青年軍宿舍」(已於1990年拆除,位置即現今的公館捷運站);但是,當時許多從大陸來臺的老師和學生們,因無親人,只能住在學校的研究室、教室,甚至廁所等處棲身。當時,康教授每個月的貸金只有新臺幣七塊錢,省吃儉用只能花五塊錢吃飯,剩下一兩塊還要洗衣服和理髮;每個人一個月雖有配給米(22公斤的糙米)、鹽和油等,但是仍舊非常清苦。所以學生們自組伙食團,宿舍後方有新店線鐵路(萬華至新店,現今為汀州路),被推選出負責的伙食委員們多需坐第一班小火車到萬華菜市場採買菜肉伙食,當時的牛肉攤都是賣水牛,肉色比黃牛黑,上面有一層白白的筋筋絲絲,賣肉的攤販把它剃下來弄成一堆,等到它堆成兩三斤時,學生就買下來;再買兩三盤豆腐和幾把空心菜,這樣就是一天最好的副食了。那時也沒什麼禦寒衣物,寒冷的冬天裡,只穿著兩件襯衣,兩手抱在胸前抖一抖就過去了。現在的我們實在很難想像當時的困苦生活。

當時文、理、法及農學院的同學們,都認為伙食太差、太清苦了,為了想辦法改善,就在現在的農學院綜合館與共同教室間(原工學院第六、第七號館檜木製的大樓)的空地上種菜紓困。種什麼菜好呢?康教授說就種病少、蟲少又容易生長的甘藍菜!也因此成立了社團—「耕耘社」。園藝系三年級的他,被推舉為社長,社址位於今文學院與土木系館間腳踏車修理棚的對面小屋(現已拆除)。社團其實沒有招募社員,只是同學們看種菜有趣,紛紛跑來參加。社員裡有外省同學,也有本省籍同學,雖然語言腔調有些許不一樣,但卻一點也不影響彼此的情誼,大家聚在一起就像親兄弟般相知相惜和相互勉勵。

當時,學生生活不僅沒有電視、報紙可看,也沒有其他娛樂,所以大家依著個人的興趣喜好組社團、辦活動,洋溢著青春的朝氣,除了耕耘社以外,校園內還有「海天合唱團」,團員中有一半是省立師範學院(今和平東路的師範大學)的學生、「國聲平劇社」,成員包含國防醫學院和臺大的同學,以及演話劇的「新生劇團」等。

畢業的那年暑假,康教授在水源地新店溪中游泳不幸得了傷寒在臺大醫院養病。就在此時,他接到兩份聘書,一份是臺大園藝系的助教,另一份是去臺糖公司服務,但因生病關係,康教授沒有到臺糖報到,選擇留在臺大擔任助教。

康教授在大學時期,遇到了「四六事件」,後來更因「白色恐怖」迫害入獄兩次,就讓我們聽康教授娓娓道來……
在大陸因為學潮把國民黨政府搞垮,當時臺灣當局,很怕學生鬧事,四六事件時,甚至曾把機關槍對準臺大校門威嚇說,你們敢出來鬧學潮,就開槍!其實,民國38年(1949)發生的「四六事件」,只是很單純的學生意外,卻因政府的恐慌、處置不當而演變成混亂的社會事件。

四六事件過後不久,1949年5月20日臺灣開始史上最長的戒嚴令,年底政府自大陸撤退來臺,開始大量抓所謂思想有問題的學生,也逮捕了「耕耘社」部分社員,包含康教授在內,幾乎半數以上社員都遭到牽連。當時年輕人都充滿正義感,看到政府的腐敗,反內戰、反對和帝國主義者一起反華,難免有所不滿,會有所批評。我們問康教授,除了「耕耘社」之外,校內的其他社團是否也遭受波及?就康教授的了解,「麥浪歌詠團」裡大部分同學是家在臺灣的乖巧同學,四六事件只是一個偶然地事件,他們比較沒有涉及思想等問題,所以社員雖然有人坐牢,但是沒有人遭到槍殺。

當年參加「耕耘社」時,康教授有意識到將來會被認定為共匪的海外組織而被逮捕嗎?康教授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當時他只是很單純的想參與社團活動,並沒有任何恐懼感和非法行動的想法。

被捕時,康教授已經是園藝系的助教了。1949年10月1日總務長黃仲圖先生陪同警備總部派來的兩位上校一起到康教授的研究室要逮捕他,康教授要求要先見校長。傅校長一看到他,長嘆了一聲。康教授跟校長說:我在臺灣沒有親人,生病又剛出院,假如沒有罪,請校長保我。傅校長就說「去吧!去吧!」。離校時,康教授被戴上手銬,上了美國製的吉普車,還是康教授當年在印度當遠征軍時開過的同型車,兩位上校,一位坐他旁邊,一位坐後座,由司機開車,一路開往西寧南路的監獄。那棟樓,原是日本神道道場(今已完全拆除),樓下改裝為監獄。

監獄裡,僅八坪大的房間,竟關了三十多人,髒亂不堪、臭氣薰鼻,進入牢房,換上牢衣,好心的牢友把喝剩的水留下一點點,給他將小小的白瓷缸刷牙漱口杯中牢衣稍微「清洗」,就濕濕的穿在身上。在牢裡面,大家都得穿著紅色圓領衫和紅短褲,發給他的這件牢服不知多少人穿過卻都沒有洗,汗臭加體泥,紅色已變成拿鐵黑咖啡色。「吃」的方面,是取倉庫底層發霉米煮的飯,所以飯是灰色的,稀飯裡是一顆顆分離的米粒,都是腐壞的食物。牢房一進門就是一個大馬桶,大家都在這裡「方便」,在眾人面前小解還好,若要大解,真是難上加難,於是他都等到凌晨兩、三點,大家熟睡時再解決。那麼小的空間擠了那麼多人,要怎麼睡覺呢?大家只能輪流躺下來睡,不然就只能坐著睡了。三十幾個犯人裡,有軍人、政治犯,也有學生。牢裡有規矩,後到的菜鳥要坐在最不好的位置是馬桶旁邊;幸好,一位最資深的牢友得知他是臺大的助教後,對他特別好,要康教授坐在他旁邊,也就是氣窗下方空氣最好的位置。氣窗很小,門就像狗洞一樣,好比是動物醫院裡,貓狗進出籠子的感覺,出牢房也一定要帶上手銬。

至於問案,大都採疲勞轟炸的審問方式,在夜間十二點鐘後,從牢房裡叫出去問,一直問到天亮。康教授被質問:你的多位社員們,都有嫌疑,更何況你是社長。因而被列為重要的審問對象。牢裡每天由獄卒點名三次,分別是早晨、中午和晚上;每人有一個四位數號碼,排隊站好,點到名就坐下。上午十點可以離開牢房放封,出去活動20分鐘。至於盥洗,都是帶隊行動,到了水池邊,大家隨便洗洗。這大概就是一天的生活。

至今想來依然印象深刻的慘像是當時有些受委屈又有家室的人,趴在牢房的門上,不停叫喊:「冤枉哪!我的眼睛都已經瞎了啊,班長啊!請你幫幫忙!我沒有犯錯啊!」那喊冤悽慘的景象,歷歷在目。當時獄中清一色的是政治犯,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有位大同中學(校址今已改為金華國中)的同學,一抓進來就坐在我旁邊,身高一米八,非常英俊,他用日語對我說:「我是共產黨,恐怕出不去了!我死定了。」當時因為康教授不便直接問他姓名,所以至今近六十載不知他後來的情況,只盼望老天保佑他平平安安的健在,對社會有很好的貢獻。

康教授被捕入獄後,因為開學了,學生要上課,所以園藝系的幾位老師請校長去保康老師出來。傅校長寫了一封公函給保安處處長林秀鑾,並先後打電話給吳國楨省長、彭孟緝警備總司令,說明:因為學校開學了,如果康助教沒有問題的話,請早日放人。接到傅校長的信件後,警備總部才開始緊急處理這案件,軍法官開始連續幾天密集審訊,反覆地詢問同樣的事情,詢問「耕耘社」的每一位同學,要求康教授書寫從出生至今的自白書。忘了審問了幾天,有天下午,他被帶出來去見另外一位軍法官。一見面,軍法官就對獄卒小兵說:「怎麼給他戴手銬,怎麼他還穿著紅衣服?快給他換下來!」康教授一聽就覺得不對勁,情況有異。接著軍法官半恐嚇、半討好地對他說三件事情:第一、康教授的事情還沒完;第二、恐嚇的說:衣服髒了,可以洗乾淨再穿,不希望把它燒掉;意思是你要改過自新,不要執迷不悟、遺憾終身;第三、給了康教授一個電話號碼,有事情要康教授跟他聯絡。這位先生還強調,傅校長對你很好,外頭的車子在等著呢。當下,康教授換了衣服,出去一看,就看到傅斯年校長派秘書那廉君先生用傅校長專車把他接回學校。康教授因此終身感念傅校長和幾位老師的大恩大德。

被捕的同學中,歷史系的于凱、張慶和一位法律系同學等共三位被槍斃,直到調查檔案公佈後,老師才明白原來于凱,是共產黨吸收的青年學生。因此社團中與于凱比較熟稔、想法相近的同學,也就陸陸續續受到牽連。至今,尚有一位昆蟲系的石志誠同學下落不明、死生未卜。後來,石同學的舅父曾在臺灣和大陸到處打聽他的下落,最後詢問到康有德教授,得知康教授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民國38年的暑假,地點就在臺灣大學四號館的溫室旁邊,從此之後,再也沒看見他了;也有十餘位其他同學被捕,有些同學甚至因此蹲進苦牢長達十年、十五年之久,遺憾終生、苦不堪言。

約在民國41年左右,因為「耕耘社」案子要行將結案,有天凌晨一兩點時,在臨時第五宿舍(已拆掉,在今校內郵局後方)裡,窗戶前後圍滿了軍人,康教授又被叫醒抓走了。這次,來逮捕他的車輛是四分之三噸美國製的軍車,是作戰的指揮車,還有手銬也不同。第一次被捕時,用的是日本留下來的笨拙手銬,第二次用的是美援的手銬,是Made in USA,上面還印有編號。當下由手銬的來源,康教授猛然領悟到自己從童年時家鄉被日本軍佔領,就一直還沒有脫離日本、美國帝國的控制。

當時處於美軍協防臺灣的美援時期,有美國天真的議員提倡人權向臺北政府施壓,因此才不會太虐待政治犯,監獄的環境較前一次好得多,牢房雖大小相近,但犯人減少了,光線也明亮多了。犯人中,有流氓、教員等不同的罪犯,不像第一次被捕時,清一色的是政治犯。但犯人被放出來前,要先移監關進單人牢,房裡沒有燈,一片漆黑又非常狹小,人在裡面往前只能走三步,往後只能退兩步,兩手不能伸直,往上就可摸到水泥天花板,後面牆邊有個做廁所方便的水溝,這就是所謂的「黑牢」。

重新回到臺大校園的康教授,因背負著曾被捕入獄的經歷,使得日後人際關係和出國進修遭遇到重重阻礙。康教授半開玩笑地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好幾位與我要好的女同學,都因此對我敬而遠之,有的也坐了牢,不過也因此幸運地遇到了師母。後來聽老師談起,當時有一位長得一表人才念農學院某系的H姓同學被抓進去關,一關就是十年,他有位秀麗、家境富裕念法學院的Z姓女朋友,女朋友常準備美食及高級的糖果去探監,他將糖果分送給難友分享,並留下每個糖果的彩色包裝紙,一張張鋪平疊好,親手摺成漂亮的手提包送給女友。摯情摯愛著實令人感動,但終究不敵現實,女友從二十多歲的青春年華苦等至三十多歲,但男友的獄期依然遙遙不見天日,最後只好另覓幸福。

關於出國進修方面,因為有入獄記錄,所以直到35歲升任副教授後,在考量他有家庭、小孩,再加上幾位教授前輩的努力協助,康教授才爭取到出國進修的機會;但是家人要作人質一定要留在臺灣,不可以一起出國。辦理出國必須通過層層關卡,也因此耽擱了許久,最後的關鍵是掌管安全的人,康教授沒法說,只好到管安全的人家中餽贈「大禮」,對方才放他出國去到美國加州大學進修。當時白色恐怖情勢逐漸緩和,不幸槍斃的都槍斃了,該坐牢的也坐牢了,臺灣的政局大致已日漸穩定,並開始發展經濟,所以已經沒有人跑來定期調查、訪問他。不過,老師很慶幸自己身處在臺大這個崇尚自由民主的地方,教授們都講道理、講事實和說實話;若在普通機關服務,不僅會影響作事、升遷及各種福利,更會受到嚴重的折磨和迫害。

出國進修時,正好是大陸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時,康教授在美國看著現場直播的新聞畫面,天安門前站滿紅衛兵,毛澤東就站在天安門上面,眼見中國又陷入另一種動盪、混亂,康教授心中無限感慨。回臺後,政府在各方面漸漸改善,雖然曾有入獄記錄,但因為他為學校做了很多事情,貢獻很大,所以學校、政府對他漸漸放心。康教授也因而陸續前往英國、法國以及日本進修,最後於1980年獲得日本九州大學博士學位。

對康教授而言,雖然他一生中,大半處於動亂不安的年代,經歷了諸多戰爭與政治迫害,但是對他而言,這些都是難得的人生經歷和錘鍊,至今他還保留著當初從軍遠赴印緬戰區時的軍籍符號、水壺、綁腿等物品。雖然當時苦不堪言,時時刻刻恐懼著生命安危,但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心中了無怨恨,只要平安健康就好。

 

老師雖已八十餘歲高齡,但每天早晨仍到研究室寫書,記錄下他璀璨豐富的一生事蹟,也令後生晚輩的我們深深感佩!

 

註1.「編後感」,風華歲月十九年:台大山地實驗開發的跡與痕:頁182。(南投縣:台大山地農場,2007年)

 

近百歲的臺大,藏有多少奇聞逸事,讓我們一起發掘尋訪臺大生命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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