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物
馬漢寶(台大法律系名譽教授、前司法院大法官)
訪談時間
2008.3.28
訪談主題
淺談父親馬壽華與我的人生
工作人員

錄影訪問:
張安明

文章整理:
陳南秀、王麗媛

訪談整理

出生背景與家庭
我是1926年出生於湖北漢口市,祖籍安徽省渦陽縣。我的先父馬壽華,他可說是中國最早受到現代西方法律教育的人,因為清宣統年間,辦新式的法律學校,一共只有五間,而我父親於宣統三年畢業於河南開封的法政學堂,當時的法政學堂是三年制。另外,我怎麼知道父親所受的法律教育跟我們現代的法律教育是相通的,除了從父親的講述之外,我還有他的畢業證書原件可以佐證,上面記錄著所有的課程和成績,我們現在法律系的課程,他們也都有,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

父親法政學堂畢業之後就是民國了,法律制度又有新的改制,譬如說當時的法官叫做「推事」,各地方設有法院。父親二十歲畢業以後,馬上就當法官。因為新的制度需要受過新式法律教育的人才,父親就一直在各地方做法官。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剛好在漢口做地方檢查廳的廳長,那時候的法律制度就是審檢分立了,審就是法官,檢就是檢察官。

我出生以來,一直沒有回安徽渦陽老家,為什麼呢?因為我父母從漢口遷移到南京,再定居上海。我在上海居住將近二十年,可說是在上海長大的,而且是在上海的租界區。所以說,我幼年受教育或是生活的經驗也不太尋常,因為租界區裡面又分成很多區域,英租界是範圍最大的,法租界也是大的租界,其他像是德國、日本都佔有一部份。我是在上海法租界受教育學習,從小學、初中、高中,一路到大學。小學我念過的地方不只一個,初中則是讀南洋中學。南洋中學有個特色,由於校長王培孫是很有名的國學大師,所以他辦的初中要求大家讀四書五經,而且還要會背誦。初中三年下來,四書每一章我都背過,而且讀完還要寫「書後」,就是讀書之後要寫下感想。至於五經,我沒有全部讀完。所以我受過很嚴格的國學訓練,況且年紀愈小記憶力愈強,那個時候背的東西有些到現在都還記得。

初中念完之後,我進入復旦大學的附屬中學,也就是復旦高中。我高中三年下來的成績還不錯,1944年又直升復旦大學。當然在念書的過程中,有遇到一些波折,因為中間經歷了中日戰爭。原本我居住的上海,裡面充滿外國人(洋人)的勢力,而日本人在租界區外面,但是太平洋戰爭一爆發,英國、美國都變成日本的敵人,日本人就進入了租界。可是我們還是住在原本的地方沒有搬動,因為我的祖母已經高齡八十歲了,我們家一直都是三代同堂,八十歲的祖母沒辦法跟政府一起撤退到內地,所以我們就一直待在上海閉門不出,也沒有跟日本人來往。我只有短暫地遷移到江西,但後來二戰停止、日本投降後,我又回到上海復旦大學繼續念書直到1947年。那一年,雖然中國共產黨還在北方沒有過來,但是上海已經開始鬧學潮了,親政府跟反政府的兩派學生整天在校園裡面起衝突。

在法租界居住,有個特殊的情況可以提,那就是在法租界區理應說法文,但我成長的那個地區都是說英文,我們家在一條很短的路上,那一條路上大概只十多戶人家,而且每一戶都是很大的花園洋房,住在洋房裡的人,大部分都是說英文的外國人。所以我從小在一個說英文的環境裡長大,蠻有趣的經驗。

1947年,臺灣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專案政府說要由文人來組織正式的省政府。二二八事件之前,大陸各省採委員制,不稱省長,而是稱省主席,是一種很民主運作模式,一切的決議由省政府委員開會討論出來,而省政府裡面有一位擔任主席。二二八事件過後,中央政府派魏道明先生擔任臺灣省主席。魏道明先生是學法律的,而且是留法博士,非常能幹,得到老總統蔣中正的信任,什們地方有困難、有問題,老總統都是派他去,所以他做過駐美大使、駐日大使。

二二八事件後,魏道明先生被派來臺灣整頓一下情況。我父親和魏道明先生認識了幾十年,因為我們家1927年從漢口遷移到南京的時候,正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南京政府最初設有司法行政部,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法務部,魏道明先生做過司法行政部的部長,而我父親那時在司法行政部擔任總務司長。總務司長掌管所有行政方面的事務,包含人事,是最大的司,所以我父親這個總務司長與部長魏道明先生關係非常密切。1930年,魏道明先生又做了首都南京市政府的市長,而我父親就做秘書長,依然跟魏先生的關係很密切。

跟隨父親腳步來臺灣
我在上海生活的那一段時間,父親在上海市做律師,他是上海很出名的第一流律師。後來魏先生到臺灣做了省主席,邀請父親一定要跟他到臺灣來,於是1947年大概5、6月的時候,父親一個人先來臺灣。其他的家人是分批過來的,因為要從上海把整個家搬過來,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我知道有些從大陸來臺的學生,過程很辛苦。但是我1947年10月來臺灣,是與父親的朋友一起搭飛機過來,降落在臺北的松山機場。那個時候的飛機很簡單,不是現在的噴射機,而是螺旋槳飛機,印象中飛機飛行得很平穩,我算是很安全地抵達臺灣。

我剛來到臺灣的時候,因為父親擔任省政府委員的關係,所以我們家屬可以跟他一起住進被分配的房子──現在仁愛路鴻禧大樓那一棟的前身。後來省主席除了讓父親擔任省政府委員,還兼任物資調解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所以父親管理全省的物資有好幾年的時間,我想因為他是學法律的,比較可靠。

那棟房子後來因為父親職務變動,我們大概只住了一年多。1949年大撤退,很多軍人過來臺灣,文人做省主席不容易應付,所以老總統就請有軍事背景的陳誠來擔任省主席。那時候我父親就不做原來的工作了。他中間還代理過一任財政廳廳長,原來的財政廳廳長是嚴家淦,嚴家淦他到中央政府辦美援方面的事情,所以有物資管理經驗的父親,期間代理了一任財政廳長。後來嚴家淦先生回來了,父親則去土地銀行擔任董事長,於是我們家搬進了土地銀行的房子。這棟房子一直住到現在已經快六十年了,雖然中間父親有轉換其他公職,也都有分配宿舍,但他就是喜歡這個地方,一直沒有搬走。

由於政府整個從大陸撤退過來,司法院跟其他的院都搬過來,所以父親後來也回到司法界工作,當時的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先生請我父親擔任秘書長,他從秘書長做到行政法院院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委員長,一直到八十歲才退休。而我自己,也做過十年的考試委員,十二年的大法官,一樣也都有分配房子,但是我也沒有搬走,一直就住在這棟老房子裡。

進臺大的過程與校園經驗
其實我剛到臺灣的時候,並沒有馬上進學校念書,因為我想回復旦大學,但是自己的母校正在鬧學潮,沒辦法讀書,所以心想先來臺灣跟家人聚聚。但是等了兩年,1949年大陸可說是完全被中共佔領之後,回不去了,當初我並沒有料想到是這樣的結果。1949年,我只好以寄讀生的方式進到臺大就讀,寄讀生不是學校真正的學生,而是一個學校的學生到另外一個學校暫時去「寄讀」,或者說「借讀」。由於1947至1949年這中間兩年的時間,中央政府與臺灣一直都是來來往往,由於我已經知道要寄讀,所以想辦法取得原來的學籍資料,因為就算要寄讀臺大,也要跟臺大證明我已經念到幾年級了。之後,寄讀生再經過類似考試形式的審查,而轉變成為正式生。

我個人進來臺大的經驗非常好,雖然我是從大陸來的寄讀生,但是沒有經歷過被同學排斥的情況。我原本在復旦大學的成績很好,一直讀到三年級,假如按照成績的話,我想我要進臺大是沒問題的。但說老實話,那時我還不想進臺大呢!因為誰知道臺大是間什麼樣的學校?我也是從外地剛來,一心想回到復旦,當寄讀生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們法律系班上的同學有五十幾個人,本省同學跟外地來的各一半。外地來的同學大部分是,有個比較不好聽的稱呼叫做「流亡學生」,就是他們是從大陸不同的管道流亡到臺灣來的,很多流亡學生來臺灣不是跟家庭一塊,而是只有自己孤身一人,所以生活很辛苦。他們這些流亡學生有很多是青年軍,其實他們原本可能不一定都是要從軍,而是想從大陸出來,加入軍隊才有機會離開大陸到臺灣。

這些從大陸來的學生,各省份都有,那時候國語還不是很普遍,所以大家說自己的家鄉話,有很多方言、很混亂。像我生長在上海,所以我會說很道地的上海話。由於我對方言很有興趣,所以來到臺灣以後,遇到大陸講不同方言的同學,我都可以應付。我跟大陸來的這些寄讀生,感情都還不錯,有時候我會學著他們的方言講話,他們都好高興。而我也有很多本省的同學,我也很喜歡他們。本省同學由於大部分有親人在,所以生活相較於大陸來的同學較為安定。

有些大陸來的同學,大概知道一點我的家世背景,但是我從來沒有擺架子,都跟大家打成一片,他們很高興跟我在一起;而本省同學,由於他們也很想知道大陸的情況,尤其是上海,所以跟我也都相處得很好,沒有不愉快的經驗。

平常我們學生沒有什麼特別的休閒活動,學生最重要的本分就是念書。我個人最多的經驗,頂多是跟同學騎腳踏車,逛最熱鬧的兩條街。一條是衡陽街,還有再下去西門町,成都路那一帶比較有商店的地方。我們喜歡到這兩個地方去逛逛、騎騎腳踏車。然後有的時候還會去同學家,或是同學來我家,到我住的閣樓裡,大夥兒一塊兒打打橋牌、喝點茶、吃點東西,過著很單純簡單的生活。

第一名畢業留任助教
我只能說跟其他同學比起來,我真的很幸運,我的生活很安定,所以我能夠順利完成學業。也因為我是法律系第一屆第一名畢業,所以可以留在學校擔任助教。雖然我進臺大的時候,剛好是傅斯年當校長的時候,但是我也沒有什麼跟傅校長單獨接觸的機會,只有他留我下來做助教的時候,我們比較有稍微長一點談話時間。

留助教的制度是從傅斯年校長開始,1950年,我們那時候各系第一名的畢業生,通通都被傅校長個別約談留在學校當助教,當時我覺得有點強迫性的感覺,因為院長、系主任無論如何要把我們留下來。有好幾位當時留下來當助教的同學,後來就一直留在學校裡面任教直到退休。

近八旬的臺大,藏有多少奇聞逸事,讓我們一起發掘尋訪臺大生命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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