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後的影響 /

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等相關法令之制定

  戰後初期臺灣一連串限制民眾權利的法規,主要是國民黨因應與共產黨的內戰需要所產生。1946年,國民政府透過「政治協商會議」協商,由國民黨、共產黨與民社黨提出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最新版本,在1946年12月25日經國民大會三讀通過,預計隔年12月25日實施。但憲法正式實施不久,國民大會代表即於1948年4月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是一部具有憲法位階的特別法,著眼於應付當前國家緊急危難,可讓總統不受憲法39條與43條約束,獲得極大權限。

  同年12月,蔣介石總統依據臨時條款之規定,在新疆、西康、青海與臺灣四省外之國土發佈戒嚴令。1949年5月19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也在臺灣發佈戒嚴令,自該日起到1987年解除戒嚴為止,臺灣歷經了歷史上最長的戒嚴時間。在戒嚴時期,嚴禁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等活動,也禁止民眾以文字、標語等散播言論,針對擾亂治安情節嚴重者甚至可判處死刑。警總當時更制訂了集會結社禁止法規,要求登記在案或核可團體,均須政府派員指導,也禁止團體或學生向政府請願。在臨時條款與戒嚴法外,政府又陸續制訂「陸海空軍刑法」、「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鑑於國共內戰之敗,為了避免再度失去臺灣,國民黨政府制定相關法令來限制民眾權利,希望以此肅清島上之「匪諜」。

背景圖:1976年師大畢業紀念冊照片

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發佈的戒嚴令(台灣新生報 1949.5.19)

黨國教育、反共教育深入校園

  在歷經四六事件,政府對於校園控制日益緊縮。在1950年,教育部頒佈了「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要求以「三民主義」教育作為授課核心,統一編印教科書,強化反共教育。小自國小,高至大學,透過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三民主義、軍訓與國父思想等課,企圖建立起全面性的反共建國教育。這樣的措施,除了少數如《自由中國》雜誌敢對此提出批判,社會上幾乎看不到反對聲音。在課綱外,國民黨更在1950年中央改造委員會上,通過在學校設立黨部的決議。要求專科以上都要設置黨部。

  1952年,政府還要求高中以上學校必須設置教官。1970年代,國民黨成立「青年工作會」,強化校園黨部功能,指定校長為黨部主委,訓導長為書記,下設各種組織進行訓練、宣傳與資訊蒐集,對控制要求由「校」轉為以「班級」為單位的監視。在一般行政組織外,國民黨也透過社團對校園展開監控。例如臺大有全校性的「覺民學會」,以及院級社團「文風社」(文學院)、「思漪社」(理學院)、「炯炯社」(法學院)、「德杏社」(醫學院)、「長青社」(工學院)、「藍星社」(夜間部)、「僑光社」(僑生)進行監控,甚至動員學生競選學生代表。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透過「課綱」、「校園黨務組織」、「班級監控」與「社團監視」方式,在學校建立起一道鋪天蓋地的監控網。

1968年師大畢業紀念冊照片(臺師大圖書館提供)

師大青年 1952.10.31(臺師大圖書館提供)

自由中國 1957.12.16

背景圖:1976年師大畢業紀念冊照片

校園的白色恐怖

  在四六事件發生後,對臺灣大學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帶來巨大的衝擊。學校不僅停課,更因此充滿不安與猜疑氣氛。當時臺大同學回憶,同學之間見面不再大聲說話,遇到陌生人也要他們拿出證件證明身份;學生若到圖書館或學校收發室拿書,也被校方要求核對證件。直接受到衝擊的臺大「麥浪歌詠隊」、「方向社」及師院「臺語戲劇社」,以及「銀鈴會」等社團也因此趨於沉寂或解散。

  在事件之後,校方對於社團管理也更為嚴密。臺灣大學在1949年5月的第51次行政會議上通過新的「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組織團體及集會辦法」,學生組織社團或發行刊物、壁報,都須訓導處同意,並發給許可證後才能進行;若有校外學生欲參與社團,也要訓導處核准;社團在召開大會時,校方得於必要時派員參加,嚴重限縮社團自治空間。師院亦將刑法內亂罪的概念加入訓育規章,以強化學生的思想管制,並正式成立訓育委員會,制訂訓導規則,明確規範學生宿舍管理、昇降旗及集會、勞動服務、請假、學會運作、壁報刊物及獎懲辦法等。也因為四六事件是戰後政府對學生首次大規模逮捕行動,被研究者認為是臺灣最初的白色恐怖事件。

1949年5月,臺大學生於圖書館前合影,坐者左起為張慶、石小岑、于凱、王德春、邵正元、來德裕,立者左起為林文芳、路統信,右起為李亦園、秦維聰。此照片中人竟超過半數捲入政治案件。(路統信、臺大校史館提供)

反思與展望

臺灣地區解嚴總統令稿 1987.7.15

  七十年前,由於時局混亂,社會不安,這塊土地的年輕人曾因理念、熱情、義憤等而付出代價,蓬勃向上的自由學風受到打擊。受到四六事件牽連者,當時多數都是學生,事件後學生雖一度組織營救會,替身陷囹圄的同學們送飯菜,甚至在同學出獄後舉辦慶祝會,但少數人也因此成為官方整肅對象,慘遭牢獄之災。

  這些被貼上「標籤」的學生,因為不可服公職,大多選擇離開臺灣或轉往經商,也各自開拓出一片天地,慢慢走出傷痛。隨著1990年代臺灣的民主與自由化,藉著回顧歷史、還原真相,但願得以記憶與紀念、反省並思辨,為大學的校園自治、學術自由、多元價值樹立更好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