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陶 是以一般黏土加水溼潤來塑造成某種形狀，等乾燥後再以火加熱至一定的溫度，使之燒結成堅固的器物。因陶土多含氧化鐵成份，在還原氣氛 [1] 中燒造後，呈現接近鐵的本色，即灰色，故名灰陶。 [2] 由於燒成溫度、燒造氣氛和原料所含礦物質成分的不同，有的顏色會略偏紅或黃，軟硬度也不儘相同。從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時期的出土情況可知，灰陶器的流行時間長，分佈範圍廣，可說是當時普及於庶民生活的用器之一。

漢代灰陶的陶質以泥質和砂質為主。泥質灰陶的胎質細膩，多用於飲食器、盛儲器和其他用器。砂質灰陶是在易融黏土內羼入一定比例的砂粒或蚌末燒製，胎質較硬，耐火度高，因此多作炊器或大型厚胎盛器。 由於灰陶製作的坯料容易取得，不僅普及於庶民生活，也常作為陪葬用的明器。器式豐富多樣，除了瓶、瓿、罍、甕等容器及耳杯、盤、奩、匜、洗、燈、薰爐等生活用具之外，還有鼎、鈁、壺等仿銅禮器，及屋、樓、倉、囷、灶、磨、水井、家畜圈欄等模型，以及動物及樂舞、庖丁、僕役等俑類。此外還有一些作用不明的特殊器形，如蒜頭壺及繭瓶。蒜頭壺是依頸部凸稜鼓如蒜頭形而得名，細長頸，球形腹，約在戰國中期（4th century BCE）出現於秦地。到了秦漢時期，流行區域遍及北方，如湖北、陝西、山東、四川等地均有出土陶製蒜頭壺。 [3] 繭瓶為細短頸、腹形如蠶繭的器物，多飾有等距之縱向凹弦紋（展品3）或彩繪紋飾。最早出現在戰國中期，到了秦代到達鼎盛，而約在西漢中期之後消失。由於繭瓶多在戰國中晚期秦墓出土，包括陝西關中地區、曾被秦國佔領的巴蜀及秦代統治區域，學界一般相信繭瓶和蒜頭壺一樣，均為秦文化的典型器物 [4]。

為增進美觀，灰陶器表經常可見一些修飾處理，如塗上一層陶衣（又稱胎衣或色衣）或打磨拋光。前者是用比坯胎更細緻的黏土加水製成泥漿，施於器表，使之更為美觀與平整（展品2）；或改變坯胎呈色，突顯彩繪紋飾。後者的做法是趁陶坯未乾之前，用工具在器表壓磨，燒後的器表就會產生光澤感，或是在燒後打磨，使器表光亮（展品3）。 [5] 裝飾技法則包括劃花、堆紋、彩繪及塗色等。劃花是指趁坯胎未乾之前，以尖銳的工具在器表上劃出紋樣裝飾。灰陶器最常見的劃花紋樣即弦紋及波紋。堆紋是在陶器表面附加泥條，有時會在泥條上以篦輕劃，使之成為複線凸弦紋。但最具特色的還是彩繪裝飾。


彩繪陶 流行於漢代北方地區。作法大多是先將已燒成的陶器表面磨光，塗上一層黑泥或白泥為襯底，再繪以紅、黃、綠、銀、灰、藍、白、黑等多種色彩。彩繪陶常見紅、白、黑色（展品6），或紅、白、黃色組合彩繪，但也有用單色（展品4）、雙色或三色以上（展品5）的情形。有人認為這些礦物性顏料有加入水溶性膠黏劑，稀釋後即可於器物上著色，但因膠黏劑的黏接力低，彩料容易脫落。 [6]尤其是燒後才加彩的作品，彩料的附著力更低，如展品5彩繪陶鼎即有部份剝落，未能展現紋樣的原貌。相對而言，展品6彩繪陶囷的彩料則保存較好，歷經二千多年仍有鮮麗的發色，是十分珍貴的遺例。一般認為陶器加彩是為了模仿錯金銀器的裝飾，或是模仿漆器的紋飾效果，不過陶器上的彩繪容易磨損、剝落，不似錯金銀器及漆器的花紋較可歷久不衰。像此類作品，紋飾一經手抹或水洗即被破壞，加上胎質疏鬆，不具實用功能，應為陪葬用的明器。

此外，還可見到在灰陶器表上或器內髹漆、塗朱（朱砂）或塗墨的陶器。有學者認為這些是為了模仿價位高的漆器， [7]但也有學者認為塗朱可能與避邪有關。 [8]《後漢書》卷112下記載：「河南有麴聖卿，善為丹（朱砂的古稱）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陝西、河南、江蘇等地東漢墓葬曾出土以朱砂書寫的解謫瓶， [9]有的銘文自稱可以「鎮安塚墓」、「為死者解謫，生人除罪過」，有的則自稱為「解注瓶」，可解除疾病傳染，主要為施展除災逐疫的法術。 [10] 因此推論朱砂在陶器上的運用應與當時盛行的迷信有關。漢代陶器塗朱的例子在北方出現較早，如河北、河南、陝西等； [11]南方則要晚到東漢中期之後才較普遍，出土例曾見於江蘇及浙江地區。 [12]且常以整套奠器方式出現，包括案、盤、樽、耳杯（展品7）、勺等，可能具有鎮邪以保護墓主的作用。湖南長沙西漢墓還曾經出土一種錫皮陶胎，是將燒成的灰胎浸放在錫溶液，使表面裹上錫衣。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遣冊將之稱為「錫塗陶」，器形均為仿銅禮器類型。可見漢代陶器不僅在器形上有模仿銅器、漆器的情形，在視覺效果上似乎也有追求銅器、漆器色澤的表現。


鉛釉陶器 是以陶土作胎，以鉛作為釉的主要溶劑，加入氧化銅即成鮮麗的綠色，若加入氧化鐵則會呈黃褐或紅褐色，經700~800℃左右的低溫燒成。鉛釉的特色包括：（一）以鉛作主要熔劑會使得釉在燒製時快速流動而易形成流釉現象，以及使釉面的光亮度增加，使釉質較具透明感。（二）鉛釉釉面常呈現如蟬翼般的細小網狀裂紋，以及被鑑賞家稱為「銀釉」的銀白色光澤 [13] 。目前所見之器形，有模仿青銅禮器如鼎、盒、壺、鍾，有祭奠組合如樽、耳杯、盤等，以及爐、囷、倉、家畜圈欄、井、灶、高樓水榭、動物俑和人俑等模仿現實生活之模型及俑類，學界一般認為是作為陪葬的用途。釉色大致分為綠釉、褐釉及褐綠二色並用，褐綠二色釉是指褐釉綠彩（褐釉為底，綠彩作局部裝飾）、綠釉褐彩（綠釉為底，褐彩作局部裝飾），及在同一器的表裡或上下分別施綠釉、褐釉。
中國鉛釉陶主要出土於北方，如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地，南方地區僅見於東漢時期的江西、湖南、江蘇北部徐州地區，西南地區則見於新莽時期四川地區。除了山西、內蒙古、山東、河南、陝西等省墓葬出土鉛釉陶可上溯西漢之外，其餘省份鉛釉陶年代多為東漢。燒造窯址至今尚未發現，但推論除北方之外，南方部份省份亦設有窯場 [14]。

有關鉛釉陶在中國出現的年代，學界大致有二種看法。第一，中國大多數的學者相信鉛釉陶在西漢武帝（141-87 BCE）的關中地區開始出現。第二，歐美、日本、台灣研究者相信中國鉛釉陶始於戰國時期，著名實例為收藏於美國尼爾遜美術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的一件綠褐釉蟠螭紋蓋壺。此作品傳說出土自河南洛陽金村韓君墓，但因屬未經正式考古發掘的個例，所以年代仍有爭議。但持後論之學者則依風格判定為戰國作品， [15]指出此鉛釉陶器之器形、紋飾均與戰國時期銅器類似。 [16]除有極少數戰國遺例傳世之外，中國鉛釉陶主要是在西漢晚期黃河流域地區墓葬大量出現，而西漢早期到中期的這段期間則缺乏出土例，因此戰國時期作品與西漢晚期作品的關連性仍有待更多的考古資料來解釋。

鉛釉陶到了魏晉時期，數量及種類都較漢代明顯變少。衰退原因可能包括曹魏統治者刻意崇儉，多次頒布薄葬令，致使作為陪葬的需求驟減；以及當時北方戰亂，窯業受嚴重破壞。到了7世紀下半葉至8世紀前半的盛唐時期，在長安、洛陽二京地區出現了唐三彩。 [17]唐三彩是繼承漢代低溫鉛釉陶器工藝的基礎發展而來的，在改良胎釉技術後，大多以白色黏土為胎，襯出綠、藍、黃、白、赭、褐等多樣鮮麗的釉色。因善加運用鉛釉快速熔融的特性，形成斑斕淋漓的色彩效果，將中國鉛釉陶器藝術推向另一高峰。


印紋硬陶 是以一種硬度高、黏性強的黏土為胎，胎質較泥質陶土細膩，經過1100℃左右的高溫燒造，硬度較灰陶高，且因坯胎含鐵量較高，器表經常呈現灰褐、紅褐及紫褐色調。由於器表拍印以幾何紋樣為主的紋飾，因此被稱為「印紋硬陶」。 [18]少數印紋硬陶的器表經高溫燒後，局部會留有極薄的光亮層，多數學者認為這種光亮層還不能稱為釉，而是在高溫燒造過程中，窯爐中的飛灰以及含有鉀、鈉、磷的揮發物與紅熱的坯體器表產生作用而自然形成，並非人們有意識施加上去的 [19]。

印紋硬陶基本上常以泥條盤築成型，再於器腹拍印紋飾。泥條盤築法是將坯泥搓成長條，層層向上圈疊後，將器壁內外抹平，修整成形。拍印時，一手以蘑菇狀的「抵手」抵住內壁，以防止拍印時器壁受力變形，另一手則以刻印紋樣的拍子在外壁拍打，使上下泥條緊密黏結，因此內壁往往佈滿凹窩，外壁佈滿相同單位的印紋。 [20]拍印印紋既是為成型，也是為美化。常見的印紋有米字紋、方格紋、布紋、回紋、米篩紋等，往往依據器物的形狀和大小而選擇不同的紋飾，如小件器皿較常使用細密的布紋，大型器則常運用米字紋、方格紋、米篩紋等較大單位的紋樣，使整體看起來協調得宜。印紋硬陶堅固耐用，多作容器用途。
依考古資料顯示，印紋硬陶自商代以來，即常與高溫灰釉器一起出土。此二種器類除了曾在少數中原地區出現之外，主要流行於長江流域中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蘇、浙江、江西一帶。在浙江紹興富盛及蕭山縣進化區戰國時期的窯址曾發現印紋硬陶與高溫灰釉器有同窯燒製的情形。根據學者所作的胎質化學分析可知，印紋硬陶與高溫灰釉器的成份組合基本相同，只是印紋硬陶的氧化鐵含量較高溫灰釉器要來得高，由於製瓷原料判斷來自南方， [21]因此學界普遍同意印紋硬陶與高溫灰釉器應產自於南方，且發展關係密切。


高溫灰釉器則是以瓷土為胎，施罩以鐵作為著色劑的鈣釉，經將近1200℃高溫燒成。釉質晶瑩，釉色灰綠。由於胎土內含較多氧化鐵成份，露胎處往往呈紫褐色。早在1960年代初已有研究者對此類破片進行胎釉化學分析，認為屬於瓷器範疇，但又具有若干的原始性，因此出現了「原始瓷器」或「原始青瓷」的稱呼。 [22]

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許多遺址都曾出土商中期（c.1500 BCE）的高溫灰釉器標本，黃河流域的出土例到了西周遽減，而春秋、戰國時期更少。但長江流域則出土許多西周至戰國時期的高溫灰釉器，尤其春秋、戰國時期在江蘇、浙江地區最為興盛，戰國中期過後迅速消失（原因一說為楚滅越之兼併戰爭）。 [23]秦代雖曾在秦始皇陵園遺址及秦都咸陽一號宮殿基址中發現高溫灰釉器，但數量很少。 [24]到了漢代，高溫灰釉器又開始流行於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尤其在浙江、江蘇一帶漢墓極為常見。河南、山東等北方地區墓葬雖有少數出土例，但依胎釉特徵判斷，應是從南方輸入的。

西漢至東漢早期的高溫灰釉器胎質較戰國時期粗鬆，且因氧化鐵含量較高，燒後呈色較深。另外一項特徵是，在壺、瓿之類的器物上，大多只在口沿朝上之處、肩部及器內底部帶釉，釉層極薄，釉面呈色不均，繫耳覆蓋下的器表無釉，因此學界存有「自然（落灰）釉」和「人工施釉」二種說法 [25] 。但也不排除是工匠在長期製作經驗中，發現燃料灰燼飄落作品器表，經高溫燒造後能呈現晶瑩且灰中帶綠的釉色，因此刻意塗上一層泥漿，以自然落灰形成灰釉。東漢中期之後的作品開始採用浸釉法，因此釉層較厚，色澤也較青綠。

在器形方面，西漢早期還保有仿銅禮器類的器式，如鼎、敦（盒）、壺（鍾）、鈁、豆等。到了西漢中期之後，則逐漸過渡到日常生活用器，如瓶、罍、鉢等。裝飾方面，多於器肩或頸部劃花，常見波紋、篦點紋、變形鳥紋、勾雲紋等。繫耳常見雙泥條絞合成的半環繫，以及以模壓印出紋樣同時成型的繫耳。這類作品的產地應於南方，目前在浙江省紹興、德清、蕭山、上虞及廣東始興、增城等地已發現春秋戰國時期燒造高溫灰釉器的窯址，且多數是與印紋硬陶合燒；另外在德清縣中部地區與紹興樊吼山村則有出現主要專燒高溫灰釉器的窯場。 [26]東漢之後，浙江地區燒造高溫灰釉器窯址數量增多，尤其在上虞、寧波、永嘉地區最為密集。 [27]


炻器與瓷器
炻器是指坯胎成份不純然是陶土，燒造溫度往往超過1000℃，質地較灰陶堅硬但又未達瓷器標準的器類，如印紋硬陶、高溫灰釉器，以及青釉器、醬褐釉或黑釉器等。學界一般認為要構成「瓷器」標準的條件包括：（一）胎質必須是瓷土。（二）經過高溫燒製。（三）器表應有玻璃質釉。 [28]瓷土又稱高嶺土、坩子土，化學成分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鋁（Al2O3）、氧化矽(SiO2)和少量的氧化鐵（Fe2O3）、氧化鈦（TiO2）及其他元素。製作瓷器的原料必須要經過選擇和加工，因鋁的成份多而鐵的成份少，胎質接近白色。經1200℃以上的高溫燒成，使胎質燒結緻密，不吸水份，擊之發出清脆的聲音。經高溫燒製後的釉，與胎結合牢固，厚薄均勻。 [29]

中國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瓷器出現於東漢時期，主要依據的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對浙江上虞小仙壇東漢青釉標本（如展品12）所進行的測定和化學分析，依報告者所稱，其燒成溫度高達1310±20℃，燒結良好，氣孔率為0.62﹪，吸水率為0.28﹪，抗彎強度每平方公分達710公斤，除了氧化鈦（TiO2）含量較高，使胎仍呈灰白色外，其餘均符合近代瓷的標準。 [30] 但也有學者認為真正的青瓷要到三世紀後半三國吳時期之後才出現。

可以肯定的是，東漢時期是炻器過渡到瓷器的重要發展階段。截至目前為止，在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河南等地東漢墓均出土數量較多的青釉器，並且在浙江上虞曹娥江流域、寧波 [31] 、慈溪上林湖、鄞縣東錢湖、紹興、永嘉、金華衢州一帶及江蘇宜興等地均有發現燒製青釉器的東漢龍窯遺址，尤以上虞最為密集。 [32]其中浙江上虞帳子山、鄞縣東錢湖谷童嶴及橫溪鎮櫟斜山、慈溪上林湖周家嶴、寧波市郭塘嶴等地，是屬於青釉器與醬褐釉或黑釉器同燒的窯址。 [33]浙江省可以說是中國瓷器的發源地，是由商周時期的高溫灰釉器發展演進而來的。 [34]

展品13褐釉五管瓶是東漢中晚期浙江地區流行的一種特殊器物。主要構造為一大罐肩負四小罐。大罐為二次束腰的葫蘆形。器表上貼飾熊、鳥等簡單的堆塑。學界普遍認為此類加飾簡單人物或鳥獸貼塑的五管瓶，到了六朝時期發展成裝飾繁縟的穀倉罐（或稱神亭壺、魂瓶）。 [35]穀倉罐的造型分成上下二層結構，中間由一周凸棱構成一個堆塑平臺，下層為一大罐，上層保留了五管及飛禽走獸之特徵，但更添加了樓閣、亭、闕等建築及神仙、佛像、瑞獸等豐富的裝飾母題。但無論是五管瓶或是穀倉罐，二者的貼飾圖像意義至今不明。

小南一郎曾對五管瓶及穀倉罐的作用進行研究，他以浙江上虞永初三年（109 CE）墓為例，指出五管瓶不同於其他器物放置於墓室前半室，而是唯一一件放在墓室後半室，且置於棺床裡邊位置，推論五管瓶與葬送儀有密切關係，是為協助死者靈魂平安到達彼岸，或是提供死者靈魂安頓之所的寄宿物。文中提及在中國神話及民俗傳統中，五管是模仿以崑崙山為中央，周圍圍繞另四座神山的造型。而三段式葫蘆形壺則推論是依據《爾雅．釋丘篇》、《淮南子．墜形訓》中記載崑崙山是三層組成的緣故。葫蘆形容器是反應宇宙構造的空間，「熊」象徵大地，配置於五管瓶的基部象徵著支撐宇宙全體。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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