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季學期，李渝曾返臺擔任臺大「白先勇文學講座」教授，任職期間，講座主持人柯慶明即提出郭松棻、李渝手稿與藏書捐贈臺大圖書館的建議。幾經周折，這一批意義非凡的珍貴史料終於在2019年跨越太平洋，回到郭、李的母校。

透過這批檔案中藏書的部分，我們一方面得以管窺郭松棻、李渝的學思養成，也可藉書籍的流通網絡，略探其生活圈與人際關係：前者見如其中購自紐約華埠，或來自聯合國中國書會（United Nations Chinses Book Club）的收藏；後者則有來自白先勇、陳綺紅（陳逸松之女，郭松棻英詩班上學生）與楊牧（郭在柏克萊的同門）等人的贈書。

至於手稿的部分，容或程度有別，郭松棻手稿絕大多數皆為斷簡殘篇，基本上屬於進行中的工作筆記。按照所處理的主題的不同，這批材料大致分為哲學論述、文學評論，以及最大宗的小說創作——其中包括不少郭松棻對已發表作品的修改——等三大類別。在這之中，哲學論述與文學評論的完整度相對較高，少數甚至接近完成；而大量的創作手稿則生動地顯示一次又一次「小說的準備」的動態力場。其中包括「月印」的改寫計劃，以及以「呂赫若」、「楊三郎」與「瞿秋白」等兩岸現代史人物為主角的草稿。

少數比較完整的手稿比如圍繞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文學與思想的詳細闡釋，郭松棻一直對杜氏情有獨鍾，連英文名字 “Ivan” 都淵源自《卡拉馬助夫兄弟》中苦悶的慘綠青年，卡氏家族的次子。另外如〈介紹《沸騰的群山》〉一篇，郭松棻可能有意要出版此文，故而在檔案中已有打字版；此文錨定紅色經典《沸騰的群山》（1971）為分析對象，當完成於郭松棻熱衷保釣活動的時期。

〈一次沒有參加的座談會〉則是一份完成度頗高，思路亦屬明朗的手稿。如篇名所示，這篇文章交織對於一場座談會發言的設想與否想。在出席與缺席的辯難中，郭松棻娓娓道來一己難以／創作的始末，兼以藉由長短不一的段落，聊述本身投射在文業的隨想期許。這篇文章無疑是難得一見的郭松棻對於「何為寫作」，又「寫作何為」的反思自剖，應當得以他的小說名篇〈論寫作〉對照研讀。

而在眾多小說創作的手稿中，《驚婚》是唯一有出版的作品。此書為郭松棻身後由李渝謄輯而成。根據李渝所言：「手寫本頗為完整，頁邊和內文常有紅、藍筆批註，是作者留給自己的編輯指南，多在調動字句的段落，添增補延內容，勾勒下文走向等。後邊頁數的行段之間偶然出現空白，為補白而留出。在我的謄寫過程中，更正字面手誤不難，按照批註修輯也還可以應付，不容易的是怎麼處理留白，怎麼根據了筆批的提示，和對作者的文體和思路的瞭解，揣摩出它們若隱若現的原形和原意，而把上下文連貫起來。這部分約佔全文的十之一、二。」

李渝的自白提供了珍貴的證言：首先，在技術的層次上，這段文字為未來郭松棻手稿的解讀、編輯與出版提示步驟程序。更重要的是，李渝作為謄輯人的現身說法，毋寧彰顯「手稿」將完未完的曖昧時態，在場復消失的撲朔情形，乃至於「原文」與「編註」共同（不）在的（不投機）對話：凡此在在凸顯寫作／閱讀作為「多重渡引」的後設本然。歸根究柢，倘若書寫以「彼岸」——在技術上是抽離的視點，在倫理上是救贖的接駁——作為預設；但是書寫對於「彼岸」的承諾卻是模稜兩可。

即使隨時可能遭遇書寫的背叛，文學對於郭松棻、李渝而言，興許還是反抗陳規，護持存有的「最後壁壘」。基於文字的磐石，寫作仍嚮往知音的閱讀；讀與寫推到極致，竟是「有痛苦，有高興，甚至只要認為對方是自己人，還可以掀起衣服讓他看看自己身上的瘡疤」般的生死與共（語出〈一次沒有參加的座談會〉）。在郭、李的情況，寫作不啻為本真賴以棲居、藉以展開的行動。

「創作」的啟動標誌追尋的「起點」。本展覽遂以「一個創作的起點」名之。